侯祥麟

    他是石油化工发展战略科学家,91岁高龄时,共和国总理亲自邀请他为中国的国家能源战略勾画未来。

他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战斗机、原子弹等国之重器中都有他的科研成果。流化催化裂化、催化裂解、尿素脱蜡工艺、高压加氢裂化等大名鼎鼎的技术都闪烁着他智慧的光芒。

他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长。

传奇的科学经历,坚定的人生信仰,一位世纪老人的报国情怀,一部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奋斗历史。让我们一起走近侯祥麟的传奇一生。

矢志抗日,劝才归国

1912年4月4日,侯祥麟生于广东省汕头市。

1931年,侯祥麟考取燕京大学化学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参加北平大学生请愿团,截乘火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后来又前往山海关前线去慰问抗日将士。

1937年,日军把战火烧到黄浦江边。正在上海中央研究院读研究生的侯祥麟,参与街头演出宣传,到医院慰问伤员。

1938年,侯祥麟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侯祥麟响应党的号召到中国军队防化学兵部队干部训练班当教官,为抗日前线训练化学战指挥官。抗战初期,日军对我国沿海封锁,部队急需的汽油、柴油无法运输,情势紧急。侯祥麟转而去做燃油的研究,探索从植物油中提炼汽油和柴油;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再从中炼制汽油和柴油。他还设计、建造设备生产酒精,以备掺入汽油中使用。

1945年初,侯祥麟前往美国留学,在卡内基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学,并于三年后获得化学工程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副研究员。

在此期间,他联合留美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学者,发起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侯祥麟当选常务干事,并且先后动员了三百多名留美科学家和学者回到祖国。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侯祥麟动员回国的科学家的绝大多数成为我国各个领域和学科的带头人,其中有百余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筹建石科院前身

1950年秋,侯祥麟归国,在燃料工业部与清华大学化工系合办的燃料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他与曹本熹、朱亚杰、武迟等一同开展了煤的低温干馏、费-托法水煤气合成催化剂、页岩油精制、降凝剂的合成等课题研究,还与武迟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开设了炼油工程课,为两年后北京石油学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52年7月,清华大学院系调整,侯祥麟前往位于大连的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展悬浮催化裂化、铂重整、尿素脱蜡等研究项目的研究。

1954年,侯祥麟奉调到石油管理总局炼油处任主任工程师,认识了也在那里工作的李秀珍,一年后,他们结为伉俪。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侯祥麟当选为首批学部委员。

1956年,国务院决定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侯祥麟提议建立北京石油地质研究所和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并参与两个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研制航煤、核工业油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石油产品缺口很大,特别是航空汽油、 航空煤油、航空润滑油等完全依赖从苏联进口,航天、导弹、原子弹等先进设备所急需的特殊润滑油品更是一片空白,严重制约了国防建设,解决特殊油品国产化的问题迫在眉睫。

1958年,侯祥麟调任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任副院长,主管炼油科研工作。侯祥麟与副总工程师林风临危受命,代表石科院承担了航空煤油的研发工作。当时,航空煤油的烧蚀问题成为了研发过程中的最大“拦路虎”。侯祥麟带领科研人员对航空煤油反复进行提纯,希望去除油中的杂质,减少烧蚀。然而,航空煤油的烧蚀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打击后,侯祥麟开始全方位清理自己的思路:一直以来,我们把航空煤油精炼再精炼,提纯再提纯,已经纯得不能再纯了,怎么还是会产生烧蚀呢?没准就是因为我们的油料成分太纯净了的缘故?

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侯祥麟脑中猛然滑过:“不妨加点‘杂质’试试!”侯祥麟对参试的技术人员说。

“加什么?”

“苏联油里不是硫元素多些吗,咱们加点硫磺试一下?”

硫磺普遍被视为油中最不好的杂质,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造成烧蚀问题的“罪魁祸首”,大家在之前的实验过程中都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侯祥麟此时的要求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

侯祥麟对大家说:“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好与坏都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好可以变坏,坏可以变好,这就是辩证法。由此我们可不可以推断,烧蚀可能是因为我国航空煤油含硫低所致。”

在侯祥麟的劝说下,科研人员半信半疑地在航煤中加入硫化物。实验得出到的结果令人欢呼雀跃,数据表明,这次实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航空煤油的高温烧蚀难关被一举攻破。石科院职工由此一鼓作气,成功研制出了合格的国产航空煤油及配套的“33#添加剂”,让祖国的战斗机可以继续在天上翱翔。

1959年,国家科委和石油工业部向石油科学研究院正式下达研制用于核工业的三种特殊润滑油任务,只说明要求能耐元素氟的腐蚀,没有任何技术指标及性能方面的具体要求,更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技术资料。只有一点样品,但当时也并不清楚它所含元素和分子结构。

侯祥麟作为石科院副院长,与副总工程师林风一起挺身而出,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并立刻调集八个研究室的精兵强将进行集智攻关。侯祥麟组织院内的分析专家,利用这一点样品和院里的各种化学、物理分析测试方法及手段,想尽一切办法搞清了耐氟润滑油化学组分和结构。

那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科研设备落后,防护装置简陋,而研究试剂中所含的氟毒性大、腐蚀性强,又极易爆炸,因此科研工作的开展十分危险。但为了掌握反应规律,寻找设备故障, 侯祥麟及石科院科研人员顾不得太多危险,几十次拆卸电解槽和反应器。侯祥麟更是每一天都亲临现场,指挥石科院科研人员攻克一道道难关。终于在1962年底,石科院研制出了全氟碳油及其他品种润滑油、润滑脂,使我国跻身少数几个能生产全氟碳油的国家之列,完全满足了国家研制原子弹的需要,助力我国成为“核俱乐部”国家之一。

之后,侯祥麟与石科院科研人员又承担了导弹和远程导弹所需各类润滑油、脂的研制任务。这些科研任务也都是在一无参考资料,二无技术指标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保证了我国第一次导弹发射和各种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培育“五朵金花”新技术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对中国的石油产品出口,并撤走炼油方面的所有专家,不再提供新技术。当时我国的炼油技术落后,二次加工装置甚少,仅相当于国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平,各种催化剂和添加剂的开发和生产也刚刚起步,远不能满足原油加工需要。

1960年10月,石油工业部召开石油炼制科研计划会议,这是中国炼油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侯祥麟带领石科院专家参加。会议决定要在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炼油技术的基础上,依靠国内自己的力量, 尽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五个方面的工艺技术。当时电影《五朵金花》正热映,于是,这5项炼油新技术就被喻称“五朵金花”。

侯祥麟作为“五朵金花” 炼油新技术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和石科院副院长,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带领石科院科研人员围绕实验室研究、中型试验、分析化验、专用设备研发等多项任务进行了科学开发实验工作。在研发过程中,侯祥麟举贤任能,充分发挥了石科院林正仙、闵恩泽、程之光等专家的独特作用,在催化重整技术出现铂重整和钼重整的技术路线分歧时力排众议,选择了正确的科研方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最终,在侯祥麟及石科院广大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下, 原定需要十年完成的项目在第三年结束时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五朵金花”中的全部技术均按计划提前开发成功。

“五朵金花”的盛开使我国的炼油技术实现了重大飞跃,接近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使我国的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这四大类产品的产量猛增到了617万吨,自给率达到了100%,中国人使用“洋油”的经历彻底成为了历史。

力促中国石油总公司及中国工程院建立

1978年4月,66岁的侯祥麟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主抓科技工作,兼管炼油生产。在他建议和促进下,石油工业部拨出重金支持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等院所,到美国采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并且引进了新技术,石科院等科研单位的科研条件因此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原油产量突破一亿吨。然而由于当时我国炼油、石油化工、塑料、合成纤维等企业各自为政,不搞综合利用,不注重经济效益,原油利用效率低下,造成了重大浪费。

为了能够最大化的利用好石油资源,侯祥麟在多地、多单位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将原属中央的石油、化工、纺织等部门及地方的以石油为原料的炼油、化工、纺织等企业联合为一个经济实体。

1983年,国务院参考了侯祥麟等人的建议,批准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于7月1日正式挂牌,并聘请侯祥麟担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侯祥麟越来越感到,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很有必要强化工程技术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于是侯祥麟先后联络了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和中国科学院的各类会议上针对这个预想中的学术组织的运作方式、学科设立、学术活动、组织管理乃至组织名称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1992年,侯祥麟与师昌绪、张光斗、王大珩、张维、罗沛霖六位科学家共同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在我国建立一个以工程技术为主的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建议”。中央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做出了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决策。侯祥麟作为发起人参加了筹备工作。 1994年6月30日,中国工程院成立,侯祥麟当选为首批院士。

再催“四朵金花”绽放

为了用好一亿吨原油,推动国内炼油化工行业的技术进步,侯祥麟多次在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针对我国石化工业技术状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项目及技术路线。

例如在大型工业生产装置的建设方面,侯祥麟提出可以从石化工业的龙头——乙烯裂解炉入手,探索实现国产化的经验和路子,获得了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经过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五年的努力,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两台2万吨的乙烯裂解炉先后分别在辽阳和上海建成并运转成功。

此后,侯祥麟又提出进行高压加氢裂化装置国产化的建议,也得到了领导的重视、采纳和实施。到1994年,中国第一套自行设计、建造的80万吨/年高压加氢裂化装置在镇海炼油化工总厂建成。国家鉴定认为,这两项在侯祥麟一力促成的成果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蒸汽裂解制乙烯作为炼油行业的传统生产工艺,是石油化工行业最重要的工艺技术之一,意义重大,但是在世界上却一直没有获得突破。

1986年,侯祥麟看到我国重油资源日趋增多,而蒸汽裂解生产乙烯所需轻质油品原料日趋紧俏,于是他向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提出用催化方法裂解重质油料生产烯烃的建议,并亲自为这项技术起名为“催化裂解”。在他的推动下,石科院勇挑重担,把该项目列入“八五计划”,做为头号任务进行科技攻关,并且很快就在研究中取得了突破。90年代初,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又把该项目的工业化试验列为 “十条龙”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动项目的实施。

最终,催化裂解技术于1990年在工业化试验中取得成功,在国内建成了多套大型工业生产装置,并很快引起世界科技界的重视,在中国、美国、 欧洲和日本等国均取得专利,并作为中国首套大型石化成套技术出口到国外。除此之外,催化裂解技术先后获得中国专利创造发明金奖、中国石化总公司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发明奖一等奖。与此同时,侯祥麟还建议并促进常压重油催化裂化、缓和加氢裂化新技术的成功开发。上述四项新技术被时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的盛华仁誉为80年代新的“四朵金花”。

战略再谋五十春

2003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看望年逾九十高龄的侯祥麟,并希望他主持国家将启动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但又考虑到侯祥麟的高龄,特地征求他的意见。面对总理殷切的目光,侯祥麟点了点头说:“我义不容辞。”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有关部委和石油石化企业的大力支持下,侯祥麟总揽全局,组织起30位院士、86名学者,组成7个专题组进行调研,科学分析了我国和世界油气资源的现状及供需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措施和政策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4年6月25日上午,侯祥麟再次走进中南海,出席国务院办公会议。作为课题负责人,侯祥麟做重点发言,向温家宝汇报研究结果。他从前瞻性、战略性的高度,客观分析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战略措施。温家宝指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课题组便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科研成果, 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付出了大量心血。这次研究集中和反映了科学家、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意见。这种集成研究方式是一个创举,是科学民主决策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 也是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的实践。”

总理的首肯使侯祥麟感到十分欣慰。汇报结束后他立即想到病重的妻子,但他并不知道妻子已处于弥留之际。他的结发妻子李秀珍几十年来协助他完成了许多重要书籍和科学文献的编辑审校工作,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近年来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无微不至地照顾侯祥麟的生活起居,为他做好战略研究的后勤工作。几个月前,李秀珍突然身患重病, 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侯祥麟从国务院开完会后就直奔医院,但他看到的是已深度昏迷的妻子,也未能听到她说上最后一句话。

然而,侯祥麟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没过多久就又将课题组召集来开会。他对大家说:“咱们前段只研究到2020年,而我国油气资源供应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到2040年,所以我们要考虑到2050年该怎么办。”

2005年年初,侯祥麟向中国工程院提交了《节约型社会初步探讨》建议书。他和3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起围绕建设节约型社会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共同撰文在媒体上大声疾呼:建设节约型社会,刻不容缓。

2008年12月8日,侯祥麟因病逝世,终年96岁。

奖掖后学,培养人才

1986年7月8日,侯祥麟在意大利罗马巴比雷尼宫领取了 “马太依”国际科学技术奖,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但是侯祥麟却把所获奖金全部捐给了国家,作为用于购买国外科技图书的专项资金。

1996年,侯祥麟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在领到100万港元奖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捐出50万元设立“侯祥麟基金” ,旨在鼓励青年人才学习石油化工相关专业,激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炼油与石化专业的青年高层次人才尽快成长。如今在中石油、中石化和石科院等单位的支持下,侯祥麟基金已发展至800万元,奖励石化英才数百人。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员,侯祥麟针对上世纪90年代科技界人才 “断层”之虞,提出国家应当设立“优秀人才基金”,奖励优秀科学人才。不久,“中青年优秀人才基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应时而生,两年后,国务院据此批准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侯祥麟不仅重才、爱才,更敢用才。1965年,在时任石科院副院长侯祥麟的举荐下,20多位40岁以下的年轻人被推至领导岗位,其中包括3位副院长。“你们不仅要自己做出东西,更要让下面的年轻人做出成绩来。”这是侯祥麟对石科院中层干部常说的话——他看重梯队的承继。

如今,侯祥麟当年倾力打造的石科院人才方队早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截止到2020年底,石科院共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项、国家发明一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8项,部级以上奖励成果987项。

不慕名利,甘居幕后

作为中科院的资深院士,按规定侯祥麟每月可领百元的交通补助费,但他坚辞不受,工作人员再三催促后,侯祥麟才被迫领来。领来后,侯祥麟并未用于个人生活,而是攒够整数后交党费,一次便交了8000元。

1981年春,广东老家传来消息,县里落实政策,将归还侯家祖上的40多间房屋,价值百万元以上,只需由侯祥麟签字即可移交。思量再三后,侯祥麟复信:国家百废待兴,教育先行,房产宜办教育,全部捐给国家。

对“利”如此,在“名”上,侯祥麟更是谦之又谦。从1960年到1982年的22年间,这位石油科技界泰斗竟只发表了一篇论文!当然,侯祥麟在这期间指导过很多人做实验、写论文,但最终没有一篇文章署他的名。“他不让署。”石科院燃料研究室原主任刘济瀛感慨,“他把很多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让给了年轻人,自己甘居幕后。”很多人为他在担任石科院院长期间没有发表科研论文而遗憾。他却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我也是共产党员,首先要服从党的安排。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好,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这是我的使命。”

建言献策,服务社会

几十年来,侯祥麟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主动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坚持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服务社会、服务科研。

上个世纪80年代,侯祥麟曾组织一批政协委员对一些中科院研究所的仪器设备进行调查。当获悉其中很多仪器设备早已不堪使用时,侯祥麟甚为痛心。“再不加大投入,科研的滞后将积重难返。”以侯祥麟为首的调查小组立刻形成调查报告,提交国务院,国务院很快批下来5亿元经费。这对当时囊中羞涩的中科院而言,不啻雪中送炭。而侯祥麟一份报告解决5亿经费的举动也被传为美谈。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繁忙的专业研究之余,侯祥麟始终坚持为科学界发声,为科学研究护航,在社会活动的岗位上频立新功:《关于科研院所进入大中型企业问题的调查报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担任政协委员的15年间,侯祥麟积极建言献策,组织提出了众多与科学界相关的调查、提案、报告,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除政协委员之外,侯祥麟还担任了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等一大批社会职务。别人都说侯祥麟是“社会活动家”——侯祥麟不大习惯这个称呼,“还是'社会服务家’来得好。”在侯祥麟看来,能够为他人服务,实在是一种快乐。

严于律己,不徇私情

在很多人印象中,侯祥麟“无情”,对身边人的要求之严,近乎苛刻。早年间,侯祥麟两个女儿读大学,一个清华,一个钢院,但是侯祥麟决不允许两个女儿蹭父亲的公车,两姐妹天天骑车上学,风雪无阻。

对女儿,侯祥麟欠的“债”似乎永远也还不清。“小时候的印象中,爸爸永远都那么忙,连除夕夜都和妈妈在实验室做实验。”侯祥麟的小女儿侯珉回忆道,“别的孩子周末可以跟父母到公园玩,而爸爸好像从来就没这个概念。”多少年,“侯祥麟”这三个字,在国际上可是响当当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推荐了很多人出国留学,独独没有推荐自己的女儿,“自己的事就让她们自己去努力吧!”侯祥麟如此说道。

侯祥麟不仅是对自己的女儿这样,对其他身边人,侯祥麟也从不为他们“说话”——跟着侯祥麟干,升不了“官”,他的五任秘书没一个从中沾过光。“原来不是没有过想法,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真感激他。”侯祥麟的秘书之一张宝文说,“他教会了我们凭真本事‘吃饭’。还有一位和他私交不错的老教授,资历颇深,但指导的研究生成绩不佳,参评博士生导师时,作为国家学位委员会化工评议组组长的侯祥麟,毫不犹豫地投了反对票。

总结自己科学和革命的一生,侯祥麟曾说:“我深感国家的命运就是我个人的命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名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我的政治信仰始终不悔;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来源:《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有删改)

原作者:陈贵信

      人民日报2005年9月9日第八版

《明德惟馨风悠然》(有删改)

原作者:盛若蔚

 


信息来源: 
2021-10-15